中国案例

本文来源于《中国改革》 2010年第1、2期出版日期2010年01月15日财新传媒杂志订阅

所谓的“中国模式”没有普适性

赵启正全国政协外事委员会主任，曾任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主任

　　近几年来，国际社会对中国的发展道路，特别这31年的发展道路有很多评论。最初是中国问题专家库伯·雷默（Joshua Cooper Ramo）提出所谓“北京共识”，即中国有一套适合国情和社会需要、寻求公正与高质量增长的发展途径。他把这概括为“北京共识”：艰苦努力、主动创新和大胆实验；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和利益；循序渐进、积聚能量。其中，创新和试验是“北京共识”的灵魂，强调解决问题应因事而异，灵活应对，不求统一标准。

　　此后，有许多评论包括雷默把“北京共识”视为“中国模式”，进而出现了从不同角度定义和评论“中国模式”的文章和专著。这些作者对“中国模式”的解释并不相同，由此提出的观点也相差甚大，许多相当客观，其中也有颇为“意识形态化”的“中国威胁论”的论调，提出警惕“中国模式”的输出。其实，“北京共识”一词不是北京提出的，“中国模式”一词也不是中国提出的。